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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安谈选本文化与唐宋文学研究

文学选本可谓中国文学研究的基石,但学术界主流往往注重文集的文献价值,而忽略了选本对文学史与文学观念的建构作用。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现任美国唐学会(T’ang Studies Society)主席的田安(Anna Shields)教授,在此次采访中从“选本”这一文化现象出发,讨论了她对“文集形塑文学观”的理解,认为选本的编纂反映了当时文学知识的组织型式。田安还进一步探讨了唐宋转型叙事视野下的文学研究,涉及领域包括中唐文人的友情书写、五代《花间集》的文化史研究,以及北宋时期对唐代文学的继承、取舍与文化再生产。

采访︱夏丽丽

您的父亲是NASA的航天工程师,您的母亲是研究美国史的历史学家,作为一个美国人,您是如何开始对中国文学感兴趣呢?又是为何选择唐宋文学作为您的研究领域呢

田安:我直到上大学时才真正开始系统接触中国文化,当时非常有幸能够选修一门名为“中国思想史入门”的课程,这门课的老师何谷理(Robert Hegel)是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教授,专长是明清小说。这门课极有启发性,对那时的我来说,中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儒学、道教、法家……当然,还有毛泽东思想,这也是1983年这门课程的最后一部分内容。

于是在下一学期,我选修了中文翻译课程。那是我第一次阅读杜甫和苏轼——事实上,我在高中最后一年就兴致盎然地读过一些杜诗。那时候,有很多关于唐代文学的书刚刚出版,特别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一些重要著作。不过,我的本科专业是法国文学,我的法语不错,大一时还去了法国;但是我对中国文学似乎更有热情,中国文学研究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学生而言还很新鲜,不过因为当时没有太多中国文学方面的专书,所以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

而且,中文真的很迷人!所以大一暑假从法国回来以后,我就开始选修中文,毕业以后我获得了中国台湾方面的奖学金,在那里进修了一年,学习语言。

您2006年出版的第一本专著《缔造选本:〈花间集〉的文化语境与诗学实践》(Crafting A Collection: The Cultural Contexts and Poetic Practice of the Hunjian Ji )是在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就的,中译本也已在2016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花间集》作为研究对象

田安:最开始,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柳永,宇文所安是我在哈佛的指导老师。我那时就对柳永词中的女性形象、男性和女性口吻这些问题非常感兴趣,同时也对孕育“词”这种体裁的文化环境感到好奇。所以我是在文化史的意义上对这一主题感到兴趣,而我所做的研究也不仅仅是“纯文学”意义上的讨论。我想追问:“词”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文化条件使得这种看似不太正统的文体得以生存?

关于词起源于晚唐的说法,有很多论述模糊的地方,很多细节没有理顺,很多推论也不可靠。而编于十世纪的《花间集》看起来是一个很好也很具体的讨论切入口:这部书长期以来被视为宋词的先驱;而在我看来,《花间集》诞生于后蜀宫廷文化,它实际上是晚唐文人文化的延续,这从它以温庭筠、韦庄词为宗,模仿其词风与词体程式就可以看出来。

之前的学者已经对《花间集》的文人化倾向有过充分的研究,但我更愿意将它看作一种“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花间词派”不仅展现了十世纪蜀地文士的文学审美品味,更与当时的宫廷文娱活动密不可分,是当时君臣文会宴饮、词客附庸风雅的衍生物,并以此代表彼时的精英高雅文化——我曾在书中指出,欧阳炯的《花间集序》并不仅仅是在为一种文体辩护,而是把后蜀宫廷所风行的曲子词创作看作一种代表优雅、唯美、精致的文化的社会实践活动。此外,之前很少有学者从“选本”(anthology)的角度去讨论这本词集,我在书中致力于探讨选本生成的文学与历史语境,而且将《花间集》与《才调集》放在一起讨论,这两本书更像是那个时代浪漫文化(culture of romance)的体现。

您在普林斯顿大学为东亚系研究生开设了“选本文化”的课程,研讨了文学知识的组织型式(organization of literary knowledge),例如唐人选唐诗、唐宋别集、总集、类书、笔记等等。您为何会对“选本”这一文化现象感兴趣,能否对此进行一些理论化的阐述

田安:我认为,“文集”文化(collection culture)长久以来在中国文学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这里的“文集”文化不仅仅指代一本本实体的书籍,同时也包括了文人们收集、裁汰、修改、编校文本这一系列的文化行为)。实际上,大多数中古文学研究都以各式各样的文集为基础,但学者们并没有真正关注到文集形式在文本流传与文学观念中所起到的作用。而当我们把中国与欧洲文学史中的文集状况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强烈的反差,相比西方文学,文集在中国文学史中显得更为重要。

我们目前需要做的,是对中国文化的“文集”现象进行全面而理论化的分析与理解:这些文集如何形塑了人们的文学观念?编纂文集的成因、意图和受众对象分别是什么?文集以何种标准和分类方式被编成?每部文集各自又隐含了什么主题?其功能或目的又是什么?它们在后世流传中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简单地说,我想要传达这样一种的观点:“文学是能够通过观念被组织架构起来。”这种“文集形塑文学观”在欧洲文学中并不常见,但在中国文学中却起到了关键作用。这种情况从六朝开始初露端倪,文人士大夫都热衷于有组织地收集、选裁、编定各式各样的别集与总集,而唐代更是典型的写本时代兼选本时代(an age of manuscripts and anthologies),唐人选唐诗就是很好的例子;宋代以后,由于印刷术的普及,文集的物质媒介经历了从写本到刻本的根本性转变,书籍的流传主要不再依赖于人工传抄,而是以有规模地印刷刻本来实现更高效、更广泛的普及(当然,抄本在印刷术普及之后也并没有消失,而成为与刻本共存的文本物质形态),这也促使了集部文学在后世的蔚为大观。

我相信,中国“文集”文化的兴盛,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古代中国有一套独特的关于文集编纂的机构运作体制(bureaucratic apparatus),它鼓励人们在官方或私人领域收集、组织、编写、修订、增补各类文献,以确保文本的流传,并促成了一种推崇“文集”的文化——这在世界文化中都是独一无二的。从官方主导的大型文化工程(如武则天时期的《三教珠英》与宋初“四大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的修撰),到私人编纂后上呈朝廷的文集(如五代《花间集》与宋代《唐文粹》),再到私人编写的行卷与小集,这种文集生产机制很有文化收益,并变相转化为文化资本,是中国古代书籍文化的一个侧面体现——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文集编纂机制早在印刷时代到来之前就已盛行。

您在2015年出版了新作《知我者:中唐的友谊和文学文化》(One Who Knows Me: Friendship and Literary Culture in Mid-Tang China),而此书的中译本已由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卞东波教授完成翻译,并有望在今年由中西书局出版。这本书最大的特色是将中唐文学家的诗歌唱和、来往信件、作品序言、祭文和墓志铭等等作品加以综合性研究,以此进一步看待中古文人的社会交际网络、身份认同等问题。您为什么会对这一主题感兴趣

《知我者:中唐的友谊和文学文化》
《知我者:中唐的友谊和文学文化》

田安: 我对中唐文人们的友谊感到好奇,首先是因为白居易和元稹。我之前针对元白已经做过一些研究,尤其是元稹的艳诗,那些充满了浪漫色彩、性暗示和情欲的诗歌在唐代成为广为流行、但被区别对待的文学主题。尽管元稹曾试图将艳诗纳入自己的文集中(见其《叙诗寄乐天书》),但在后世别集传本中,这一题材最终被边缘化,元氏艳诗似乎以单本或专集形式在晚唐和五代期间流传,后来因为《才调集》收入了其中的五十七首才部分得以保存至今。

敦煌写本中的元、白唱和诗
敦煌写本中的元、白唱和诗

在此期间,我读到了元白之间的很多唱和诗,并以此为契机开始研究元白友谊的前前后后。但是转折点出现在我读到白居易写于元稹身后的《祭元微之文》,这篇文章彻底打动了我,记得当时我在办公室读到最后真的感动得流了泪——这篇文章的结尾是如此有冲击力、如此感人,甚至有点过火的感觉。我当时就在问自己:这是怎样的一种感情啊?但同时,这篇祭文虽然激情饱满、真情流露,但也是高超的文本展示与表演(performance of the text):其修辞极其复杂,不仅包含诗歌,而且数次转换人称口吻,“呜呼”的感叹反复出现,甚至还有对答。唐代文人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才能催生出这样情感丰沛又构思巧妙的文字?因此,我一开始的问题就是,特定的人际关系如何产生了特定的文学创作?而这类创作如何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影响了唐代文化?

首先,文学创作当然源自真实的历史人物关系;但同时我也心存怀疑与好奇,觉得唐人之间的友谊不止于表面的文字含义,即使我为诗文里所体现的元白的深情厚谊所感动,但显然在那些书写友情的文本之下,还潜藏了层次丰富的深意——因为这些文本具有公共表演性本质。具体来说,书写友情对中唐文人来说有多重价值(我在书中以白居易和元稹、韩愈和孟郊、柳宗元和刘禹锡为例):它是意蕴丰富的文学主题,也是颇有收益的社会交往活动;它能够帮助文人确立共同的文化身份,并在纪念友人的基础上理解作者自己。正因为这篇祭文,才让我最终决定着手研究这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

一开始,我设想这是一本关于白居易和元稹的书,但之后我又读到了韩愈的文章。我一直很怕读韩愈,他是思想史上的巨人,无论诗文都非常难读;但我意识到,如果我想继续中唐文人友谊的课题,韩愈和他的朋友圈是无法绕开的。尽管我们从文学派别与团体(例如韩柳、元白)的角度处理中唐文学,但他们事实上共处于同一历史空间,有时甚至就在同一朝堂中共事,因此,他们从根本意义上共享着很多完全相同的政治、文化经历。然而他们却对彼此的友情和喜好采取了不完全相同的表达方式,并在公共空间通过其独有的文辞与风格来标榜、纪念他们私人之间的友谊。所以我意识到,我必须扩大自己的讨论范围。如果我只做元白的话,这本书很快就能完成;但我还是坚持将韩愈纳入研究,这使得我的工作量大大增加,而最后证明这么做是值得的。同时,我也很高兴自己的研究能够被翻译成中文,与广大的中文读者见面,在此一并向译者卞东波教授与中西书局表示感谢!

您的研究向来注重文学史的政治语境、社会语境和历史语境,同时又强调文本细读的重要性,兼具文学内部与外部研究。这与文学经典作品崇尚文本主义的传统读法不同,也与近几十年来欧美文学批评界标榜的“作者已死”的文本开放性取向保持着一定距离。您能简要地介绍在北美汉学界近年来的文学史研究思潮么

田安:研究文学史最大的挑战,就是避免过度目的论式地看待文学史,不要预先设定一个文学史的发展进程。同时,我们对文学史的传统看法要始终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因为无论我们对文本阅读得多么细致,当代人还是无法完全通过文本对背后所发生的一切人物关系与历史事件做到百分百的了解。所以我试图寻求一种中间路线:一方面,我对文本中的情感、知觉、表达抱有怀疑的态度,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文本生产有其多元、立体的阐释可能性;另一方面,我确实认为文本背后存在活生生的创作者,并试图去理解他们。简单来说,我既对文本抱有开放性、多元性和怀疑主义的态度,又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作者意图的存在。

对一名研究中国文学的西方学者来说,我一边要从语文学(philological)的角度去探究具体的文本细节,并且希望能让文本自身显现出一些问题;一边也要有理论框架的意识——这两者在我的学术研究中就像一个循环往复的闭环。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问题来源于文本本身,而不是把问题硬套在文本之上;但同时又要时刻带有理论意识,这让我们能够反思:为什么我们要提出这些问题?可否将这些文本特征、文学现象进一步理论化?

具体而言,我对唐宋变革论这一理论框架的处理原则是,从九世纪到十二世纪的文学变迁,是由整个写作方式的动因转变造成的:如果我们不去理解这些写作的动机、回报等因素的变迁——诸如社会史、文化史面相的科举、政治制度、社会阶层、文本媒介(如印刷术)的变化与革新——我们就无法理解文学变迁本身。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到文本本身:文本自身想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因为无论我们有多少理论框架,文本永远要比理论来得复杂。

您刚刚已经提到了唐宋变革论,实际上,我们知道您的研究始于五代时期的《花间集》,之后又追溯回中唐文人,而您目前正在进行的课题集中于北宋时期的文学现象,刚好覆盖唐宋转型的主要历史时段。作为一位文学研究者,可否请您谈谈对唐宋变革论的理解

田安:我这几年和韩明士(Robert Hymes)合作,在北美组织了几次“唐宋转型”工作坊,它的缘起是2014年,我参加了在哈佛大学举办的第一届“中古中国研究”学术会议(The Middle Period Chinese Studies Conference),之后便萌生了组织专题工作坊的念头。我们的计划是每次邀请历史、经济、文学、艺术、宗教等不同领域的十几位学者,让他们通过唐宋时段的具体研究给出自己的判断,同时彼此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我觉得这是相比于大型会议更行之有效的学术交流方式,但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在普林斯顿大学组织一场以“唐宋转型”为主题的大型学术会议。

哥伦比亚大学韩明士教授
哥伦比亚大学韩明士教授

这个工作坊也与我目前的学术工作紧密相关。我近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是,自八世纪中叶安史之乱以后,至十一世纪后半期、也就是北宋晚期为止,文学写作在社会中的地位变化——这当然也属于唐宋变革的宏大叙事之一。我正在写作的新书就是关于这段文学史的,主要内容就是唐代文学传统在宋代的接受与重构:唐代文化是如何从一个中心地位,逐渐在北宋末演变成了宋代诸多文化范畴中的一种——这一历史进程见证了文学与道学的分道扬镳,以及其他诸如书画创作、古器收藏、艺术鉴赏等不同文化活动的兴起与分流——我认为,这就是文学在宋代文化中所发生的根本性地位变化。

就文学现象而言,宋代到中后期,公共空间写作、官方公文写作的自由度逐渐缩小,文网渐严,整个精英社会的氛围趋向于消极负面。于是乎,另一种文体、另一些文学活动反而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古文运动、朱熹所提倡的道学等一系列思潮,使得士大夫的公文书写与义理文章被严格限制在一个正统框架内进行,日趋程式化——但是这也产生了反作用,文人们的情感与审美追求必须在其他地方得到释放:绘画、诗词、诗话、游记……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我将之概括为“无可无不可”的领域(“what-doesn’t-matter” realm),它们并不是与正统严肃文章相对立的“邪门歪道”(heterodox),但同时这类文学创作没有被正统思想所钳制,在文字层面也更加随性、零散、即兴、印象式而富有美感。如果在诸如道学这样的严肃问题上,条条框框比较多的话,他们就在非严肃领域尽情展现自我。

能否请您具体谈谈下一本新书的主题和大致思路

田安:我的新书正在写作过程中,具体的书名还没有想好,但主题将会是“在北宋书写大唐”。这本书的一大主要观点是走出传统的文学接受史的迷思,我更愿意从文化生产的角度来看待十一世纪的宋代人如何继承唐代文学遗产这一问题:也就是说,北宋人如何根据他们的文学观念“制造”大唐文学?就目前的唐代文学接受史研究,我先提出几点我所看到的局限性:第一个问题是其关注点过于纯文学。其次,目前的接受史研究通常只局限于个别的作者,尤其是那些标杆性的文学家,而这种研究方式强化了传统的传记角度,它把文学简化为对作者生平的记录。第三,接受史的视野经常排除了唐代文学流通的社会和政治背景。

所以我的立场是,唐宋转型过程中的文化变革不仅重塑了唐代文本,也重塑了宋代读者。与其将我们自己限制于唐代文学“接受史”研究,我们不妨考虑写一部“生产史”。因为写本物质媒介的不稳定性(如传抄方式的有限性与保存条件的困难,以及衍文、脱文、倒文、异文、形讹等常见的文本现象),再加上唐末不安定的政治时局,唐代文化在十世纪不仅走向没落,而且一片散乱,因此文化重建意义上的文本生产是至关重要的。五代和北宋的学者不仅将自己视为唐代文化的继承者,更是前朝文献的拯救者,他们希望可以从本质上构建出一个可以被后世理解的唐代文化。

宋刻本《杜工部集》,上海图书馆藏(李煜东提供照片)。
宋刻本《杜工部集》,上海图书馆藏(李煜东提供照片)。

元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天禄琳琅藏书。
元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天禄琳琅藏书。

传统的学术理解认为,宋人对唐代文化更多是一种崇拜,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宋人“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的盛况。但我对此持部分怀疑批评的态度。在我看来,宋代学者对唐代文学做出了极具宋代思想性与批判色彩的整理、探寻和理解。北宋初年编订的唐人文集、选集有着包罗万象的文学口味,学者们兼容并包、无所不收,不作太多的限制和筛选,他们的脑海中并没有对“唐代文化”明晰的定义与勾勒,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宋四大书”对唐代文化的搜集、收录与总结,而类书更是写本时代典型的文本组织形式,“四大书”在宋代宫廷的编纂,标志着印刷时代来临前夕抄本文学集大成的最后典范。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我将关注点集中在了《唐文粹》,因为它在当时是一部选文标准异乎寻常、但也非常有野心、非常有进取心的选集,它所呈现的图景是唐代文人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充满了对“古圣之道”的尊崇,这与《文苑英华》以律诗和骈文为主的唐代文学旨趣大相径庭。尽管《文粹》仿佛在当时横空出世,但却非常有影响力而广受欢迎,其目标受众更是面向着“学生市场”,也就是说它是编给当时准备入仕的应举考生们阅读的,因此它在某个意义上也预示了古文运动在北宋的全面展开。我们知道,《文粹》于1039年前后付梓,这个时间点正好在1040年代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发起庆历新政之前——事实上,我们从石介信中得知,他手上就有一部《文粹》,可见它在当时士大夫群体中的非常受欢迎。

正如我对《唐文粹》的研究一样,这本新书主要就想探讨,宋代的学者通过不同手段来重新定义、组织、重塑唐代文学遗产的种种尝试。这其中就包含了历史书写、文集编定、版本流传、文学评注、以笔记为载体的轶事记录等多个环节。学者们普遍都认识到宋代的各种文本实践,即题跋、选本、仿写、文集编辑与校定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不同版本的唐代作者。但我想要指出,宋人在力图还原唐代文化遗产的同时,也在文本取舍与组织层面折射出宋人独有的理念。此外,宋代文人对唐代文本竭泽而渔式的收集、编辑、仿写,以及他们对唐代作者传记的写作是前代所没有的文学现象,它代表了一个分水岭,部分构成了中国文学传统中一种崭新的、我称之为“目录学意识”和“传记意识”的兴起。

梁楷《李白吟行图》,东京国立博物馆馆藏。
梁楷《李白吟行图》,东京国立博物馆馆藏。

就章节安排而言,我将从最密集、最核心、由国家牵头的文本生产开始讲起,亦即官修史书的编撰。我重点关注宋祁在《新唐书》中如何重新定义“文”的概念,并想藉此证明,北宋的文学标准与文学观念正在转变风向,“文”的核心由唐代“文学之文”(“literary” culture)转变为颇具十一世纪时代特征的“淑世之文”(“civil” culture)。但我新书之后的每一章都是对正统官方文学书写的偏离与反拨,而试图以多元的视角来重新看待北宋人眼中的唐代文学。我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诗话、唐人别集、版本流传都不是我的主要考察对象;我最终选择了那些由北宋人创作、在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关于唐代文学的著作,它们标志着唐代文学在宋代的再造典范。宋敏求的《李太白集》就是个极好的例子:这个版本在很多重要方面将李白的集子“定”了型,它不仅仅是对李白的一种“驯化”(domestication),更是宋敏求根据自己想要稳固的那种理想唐代诗人的标准对李白所作的一次“同化”(homogenization),而这种标准并不来自于李白本人。又比如,我计划中的最后一章将研究《唐诗纪事》——当然后来还诞生了像《宋诗纪事》这样的效仿之作——这种“纪事体”非常重要,它能够帮我们极为全面、有效地分析宋人的唐代文学观。当然,《唐诗纪事》是在宋廷南渡之后成书的,但我相信计有功在北宋就已经写定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所以《唐诗纪事》确实集合了北宋人关于唐代文学的认识。

《李太白文集》,清康熙五十六年吴门缪日芑双泉草堂仿宋元丰三年临川晏氏刊本。
《李太白文集》,清康熙五十六年吴门缪日芑双泉草堂仿宋元丰三年临川晏氏刊本。

概而言之,这本书的一大主题就是,这些组织唐代文学知识的不同形式与方法之间有何种关联与对话?它们如何编织出当时的文学意义之网?最终如何推动了唐代文学的“宋型化”?

与很多关于中国人类学、社会学乃至经济史的研究不同,中国文学研究一直就是本土学者的强项,尤其在唐宋领域,国内优秀的文学研究更是不胜枚举。那么,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中古文学的优势何在?近年来的学术研究趋势又是什么

田安:我觉得北美汉学界在唐宋文学领域的一大趋势是,我们越来越关注之前没有接触过的陌生文本,甚至开始远离一些文学正典,相反我们会开始阅读像墓志铭、类书、笔记这样之前被忽视的文本,它们帮助我们在文学领域提出全新的课题。另一个重要趋势是人文研究的“物质转向”(material turn),不论中国与西方学术界都是如此,而“物质文化”这一视角的确更新了我们对中国文学的认识,并且鼓励我们进行跨学科交流。如今,写本文化与印刷文化研究、考古学、艺术史等领域的新发现都启发着我们,我本人也很乐意将这些激动人心的研究成果纳入自己的考察范畴,并以文学研究者的身份就物质文化给出自己的见解。

海外汉学家的优势可能在于,我们是中国文化的“局外人”,没有所谓“传统的包袱”。对我而言,我会尝试用阐释学、接受史这样的理论工具,来重新评估中国文学遗产在当下的传承与接受。同时我也很喜欢进行比较研究,所以我喜欢阅读关于中世纪文学、西方文学接受史、圣经阐释学等方面的著作……在非汉语文学领域存在着太多出色的学术研究可供借鉴。对我们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学者来说,这种比较视角也是一种优势。


夏丽丽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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