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田邦子 | 没有写字的明信片

已过世的父亲是个勤于写信的人。

记得那年，我被某所女校录取，头一次与父母异地分离。那时候，常常未满三天便有一封邮给我的信，都是当时任某保险公司分社社长的父亲写的。信封上总是排列著几个工工整整、一丝不苟的大字–向田邦子小姐。初次见到时，真令我手足无措。当然，父亲给自己的女儿写信时，用“小姐”这个字眼的，本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但是对我来说，仿佛就在四五天前，父亲还在“喂！邦子”这样地大叫大嚷，或“混帐东西”这样粗暴地乱骂，再不就是挥舞著拳头毫不客气地招呼在我们身上。但如今却突然变得如此郑重，这天壤之别真是让我既感到光彩又难为情。

信的正文总是从彬彬有礼的日常寒暄开始，其后再转到什么在东京新购的房子摆设如何啦，庭院里又新栽植了哪些花木啦，诸如此类的家常话。父亲还用「 您 」称呼我，不忘训示：「以您的能力而言，信中有些较困难的汉字，但有助于学习，不妨多查阅字典」。末尾也一定会加上这样的叮咛或勉励。

每当这个时候，平日里只穿著一条内裤在屋子里来回晃荡，酗酒严重，撒起酒疯来不知怜惜地追打妻儿的父亲的影子，在我心里早就飞到九霄云外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充满父爱与尊严，毫无瑕疵的父亲。

父亲虽是暴君，背后仍有其害羞的一面，恐怕不用这种客套的形式就无法写信给十三岁的女儿吧。或许他将平常赧于付出的父爱，尝试寄托在信中也说不定。

有时也会有一天来两三封信的情况。结果，异地求学结束时，父亲的信早已铺天盖地般地淹没了我的宿舍。我把它们束扎起来，存了好长一段时间。

父亲在六十四岁过世。之后，那些信陪伴我走过了三十多年的路途。每当展开信，读著字里行间跳跃著的亲情，总是会回想起父亲的音容笑貌、点点滴滴。遗憾的是，那些信现在已不知放到哪儿去了。

那些包含怀念与回忆的信札诚然是父亲的一部写真集，但是更令我难以忘怀的是那迭由父亲写上收件人，让妹妹填上「 字 」的明信片。

战争结束的同年4月，正在读小学一年级的三妹被疏散到甲府继续上学，这是因为去年秋天，与三妹同校的二妹已被疏散到外地上学。那年空袭特别频繁。三妹由于年纪小，父母放心不下，就未让与二妹同行。但孰料3月10日那场东京大空袭中，我家变成了火海，一家人勉强捡回性命，这样下去，一家人早晚都要送命。于是父亲决定把三妹送到甲府。名为转学，实为逃命。

三妹走之前的那晚，一家人围坐在昏暗的灯光下默默无语。母亲低头缝著为三妹赶制的衣服，用的是当时最昂贵的白布。父亲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大摞明信片，一个人趴在桌旁默默地写著什么。

“喏，走的时候带著这个。在那边健健康康的日子就画个圈圈，每天寄一张回来。家里的地址我已经全都写好了。”过了好一会，父亲才打破沉默，缓缓地说道。三妹当时认字还不多，更谈不上写了。

翌日一早，三妹就上路了。随身行李除了一个饭盒，剩下的就是那个盛满了明信片的大背包。看著三妹瘦小的身影渐渐被朝阳吞没，想到下次的相会遥遥无期，我的心就一阵阵的揪痛。

一周后，第一张明信片寄来了。父亲一把抢了过去，只见上面用红铅笔画著一个大大的、很有气势的圈，仿佛都要溢到纸外了。末尾的附言是别人代写的：

“我在这儿受到当地妇女协会的热烈欢迎。食物有红薯饭的脆饼干，比在东京吃的南瓜蔓强多了。所以我画了一个很大的圈。”

可是第二天来的圈急剧缩小，仿佛是极不情愿画上去似的。再往后的日子里，圆圈越来越小，最终变成了一个叉号。这个时候，正巧住在离甲府不远的二妹决定去看望三妹。当时靠在学校墙壁的三妹，嘴里含著酸梅籽，一看到姐姐的身影，立刻把籽吐出来放声大哭。

不久之后，连画叉的明信片都不再寄来。第三个月母亲去接她时，罹患百日咳的么妹顶著满是虱子的头，一个人睡在三张榻榻米大的棉被间里。

三妹要回来的那天，我和弟弟把自家菜园种的南瓜全摘了下来，从两手抱不过来的大南瓜到手掌可容的小南瓜.以往见到我们摘下不熟的瓜就大发雷霆的父亲，那天竟破天荒地一个字也没说。我们将大到足以抱在怀里、小到能放在掌心的二十几个南瓜在客厅一字排开。这是我们唯一想到能让妹妹高兴的方法。

夜深了，一直趴在窗口张望的弟弟突然喊道：“来了！回来了！”正端坐在茶房的父亲光著脚冲出大门，就在摆放消防水桶的大门前，抱著妹妹瘦弱的肩膀嚎啕大哭。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大男人放声哭泣。

三十一年后的今天，父亲已然过世，妹妹也到了跟当时父亲相近的年岁。那叠没有写字的明信片，是谁收了起来还是遗失了，我竟一次也没见过。

◎ 节录自忆尘译版『 女儿的道歉信 』，麦田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