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新世界

莎士比亚《暴风雨》第五幕米兰达歌咏道:“多么美好的人类!哦,有如此人儿栖居的美丽新世界。”而事实上,米兰达生活在远离文明社会的岛屿上,生活中只有父亲、奴隶和鬼魂。

昨日,庆丰代言人一口气给刑部、大理寺、都察院颁布了四份期中作业:

  • 《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 《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 《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 《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会上,曾经主张培养政法网红大V的包邮区嫡系陈一新作为秘书长公布了一组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共起诉涉黑涉恶犯罪案件14226件,涉案人员79018人。从2018年1月开始的“打黑除恶”,从一线城市到乡镇街头,“扫黑除恶”等口号标语淹没了四面八方。

然而,我只感到惊悚。

这是一个关于未来的阴暗故事,最恐怖的是张维迎指出威权下的语言腐败1,语言自上而下、被合法剥夺了其原本的涵义。权力消灭了文字的词义及其所表达的思想和感受,让绝大多数人感到安全、舒适甚至自豪。或者也可以说,在权力的压迫下,“非所宜言”之言变得越来越少,历史失真程度也就越来越大。

社会道德历来是由掌权阶层写就的,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去解释是与非、善与恶,如同《礼记·王制》对四种罪行“诛不以听”(不经审判就可处死刑)形成了诛杀“非所宜言”者的历史判例一样,《礼记·中庸》 所云“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的原则也成了权力阶层要求历史道德服从政治威权的依据。

就在前天,接儿子放学时在幼儿园大厅看到了在二十一世纪异常魔幻的一幕:

以人民为中心的打黑除恶
以人民为中心的打黑除恶

在这片光怪陆离的土地上,意识形态荼毒仍然可以登堂入室,国家主义、民粹主义诸如此类的一套套"主义"依然在阳光下滋长,照样在依靠激发那些危险的感情和仇恨进行运转,即便对象是幼儿。这一幕和赫胥黎笔下描述的美丽新世界何其相似,充斥着御用的巴甫洛夫式思想驯兽师,婴儿一旦接触书本和鲜花随之而来的是电击和警报,直至形成条件反射。

史景迁《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一书的开场白是:

Ti’An门守卫着故宫的南通道。1912年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垮台以前,皇帝的神圣权威一向是通过这道大门播扬的。深居皇宫的帝王朝南端坐,威仪越过重重庭院和护殿小河,再穿过天安门而颂行四海,达于万民。

可是,在随后的一二十年里,它的防卫功能和象征功能都不复存在。它静静地矗立在那里,成为矛盾重重的近代中国的见证人。它的后面,是腐败朝廷,高墙环绕,晨昏不辨,纸醉金迷,在强横的统治下苟延残喘。

相信在万马齐喑的年代,很多人读到这段话也是喉头哽咽,心底悲凉,因为它将一部分中国人的心态剖析得鞭辟入里:

“恐惧而又着迷地注视着舞台中央结局已定的搏斗,然而,尽管这些有教养的中国人声音有时似乎太尖锐太刺耳,他们的姿态有时似乎太过于形式化,可他们还是同传统的合唱班不一样,仍拥有离开自己的既定位置走向舞台中央的巨大力量。

不过,这样做的人往往比别人早些死去。但无可否认,他们常常表现出惊人的智慧,已经看出了这种特殊剧目的潜在方向,明白了这绝不是那种可以让置身于外的人平安无事的戏。”2

从law-based governance of the country(中央编译局的标准译法)到movement-based governance of the country,其背后的政治逻辑是,只需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斗完官斗民,以斗民安抚官;斗完民又斗官,以斗官安抚民,这也是惯用的老套路,内陆诺贝尔文学奖第一人曾有句“autocracy无胆、民主无量”,甚是精确。

威权需要随时随地树立敌人。在《一九八四》的故事中 ,乔治奥威尔展示了如何通过宣传煽动,任意炮制虚构的敌人。

更早之前,这一招在1927年湖南农运中就玩过了,太祖在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曾不分青红皂白提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50亩田的叫土豪,穿长褂子的叫劣绅”。

而事实上,农民协会中尽是一些地痞、流氓、混人,某组织却把那些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 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的、四业不居的游民称之为“革-命先锋”,四境骚然,何其讽刺。3

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的尺度,不是对明星的欢呼和对英雄的掌声,而是对可怜生命的尊重和对失意者的救助;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跨进了现代社会大门的标尺,也不是对富贾的喝彩和对成功者的恭敬,而是对低贱私产的不做丝毫退让的保护。

《一九八四》,这部发表于1949年6月8日的作品,七十年后已经被Jean Seaton等学者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离地狱还有多远。4


  1. 张维迎:语言腐败导致道德堕落 ↩︎

  2. 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

  3. 湖南农民运动中“左”的错误及其影响 ↩︎

  4. why orwells 1984 could be about n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