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电影人的学历

日本电影界对于导演助理的征用,要求具有旧制高校或大学毕业的学历,始于一九三〇年代的中期。当然,所谓电影界,包括从最好到最坏的影片公司,好的则早就高学历化,坏的则很久以后还有容纳低学历者的余地。

从无声电影时代就开始活跃的导演们中,只有小学毕业的相当多。在世界电影史上被列为最大巨匠之一的沟口健二就是其中之一。他小学毕业后,经历了不同行业的学徒生涯后,才于一九二〇年二十二岁的时候,担任了日活公司向岛制片厂的副导演。以当时的情况而言,他曾经在黑泽清辉主办的葵桥西画研究所学过将近一年的油画,有这样的学历算起来还是不错的。当沟口在日活公司担任副导演时,日后变成大导演的衣笠贞之助当时正是红得发紫的旦角。他小学毕业后,在当地的私塾念了几年书,就离家出走而加入了新派剧团。听说在私塾里,虽然学了一些英文之类的课程,但老师本身很喜爱演剧,因此经常在授课之余讲一段《忠臣藏》给他们听,这可能就是使他对戏剧发生兴趣的原因。

在同一个时期,生为新派演员子女的稻垣浩,从小就在舞台上当童星而无法上小学,但他能在后台从大人那里学习读写,后来竟变成相当有表现的文学青年。虽然也参加过电影的演出,但觉得自己不是当明星的料子,因此转任副导演。一九二〇年代中期,衣笠贞之助已经从旦角变成导演,而陆续发表了达到世界水准的新潮作品。稻垣浩做了几部影片的副导后,在一九三〇年代终于荣任导演而开始活跃于影坛。此时,为他编写一部一部精彩剧本的伊丹万作,却是旧制中学毕业生。伊丹万作由于他的讽刺精神与丰富的气质,被称为日本电影有史以来最富于知性的编剧家和导演。

一九三〇年代,年轻一代的古装片导演当中,与稻垣浩、伊丹万作并称天才的,有山中贞雄这个人,他的学历也是旧制中学毕业。除了伊丹与山中之外,在一九三〇年代直至四〇年代初期间辈出的一流导演中,旧制中学毕业的占大多数。从二〇年代就是大导演的岛津保次郎为首,小津安二郎、丰田次郎、吉村公三郎等都是旧制中学毕业生。他们不仅年轻时就进入制片厂而练就一身的拍片技术,同时也使日本电影获得可使知识分子鉴赏的富于知性的内容。

当时并非完全没有大学出身的电影导演,在二〇年代初期,就有第一位东大出身的电影导演牛原虚彦,因此大学毕业的导演如同小学毕业的大导演一样,并不稀奇。但是,把日本电影提升为富于知性内容的,却是那些一九三〇年代只有旧制中学毕业程度的导演们。如果要讲得更正确一点,一九三〇年代、四〇年代的日本电影界,可以说是从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人一直到旧帝大的毕业生,已对等的资格将他们的思想、感觉、技术拿出来互相竞争的场所,而人数却以旧制中学毕业程度为多。我们发现,大学毕业者要比小学程度的更能拍出知性的电影。

三〇年代日本电影中,具有前卫意识形态的导演,像前述的沟口就只有小学毕业,内田吐梦也只有中学二年级程度,木村庄十二也是小学毕业生。另一方面,在庶民电影上颇有才能的五所平之助,却是出身相当于旧制专校的庆应商工,可以说是从庆应大学中途退学的,这看起来好像低学历者对思想性艺术性的东西比较敏锐,高学历者反而对大众娱乐性的东西较为熟练,但这并不能一概地说,小学毕业的都是富于前卫性的。成濑巳喜男在小学毕业后,经过二年制的工手学校,才进入松竹公司蒲田制片厂当小道具,然后转任副导演而至导演,当了导演后,一直拍摄温和抒情的电影,而成这类导演的大师。

上述的导演,都是在一九一〇年代或二〇年代步入电影界的。这也就是说,在此以前,电影界并不问导演的学历如何。事实上,从他们所完成的作品看不出由学历造成的倾向差异或知性差异。
但到了三〇年代,低学历者就很难进入电影公司当导演了。木下惠介中学毕业后,想当导演而进入电影公司,但公司当局不仅不让他当副导演,连当第二志愿的摄影助理,也要他先到摄影学校去进修,等他获得这方面的专业学历后才坑让他当摄影助理。终于在一九三三年担任摄影助理,后来获得导演信任后,转任副导,一九四八年变成导演。

黑泽明自中学毕业后,立志当画家,到了二十岁左右就已经被认为具有画家的才能。但以绘画维生很难,因此在一九三六年应征PCL公司的副导演而进入该公司的制片厂。本来,公司认为黑泽明只有中学毕业,学历不够,不录取他,但由于他当过画家而在有知名度的画展上得过几次奖,才让他通过考试。又听说在应征考试中要求他写论文,面试时与考官山本嘉次郎大谈美术论,成绩拔萃。因此破格录取。

黑泽明
黑泽明

在黑泽明进PCL的第二年,从中学退学的加藤泰,来投靠他的叔父山中贞雄而进入PCL。在给他做形式上的考试的人问他学历时,加藤就实话实说。考官听了说了一声:“糟糕!”,但过了一会就对他说:“那就算你日大毕业的好了。”就这样让他的学历过关了。加藤泰常年做别人助手,当了导演后也一直拍摄B级片,有时又回去做别人的助手,到了一九六〇年代才突然受人瞩目。

这种作风像是将自古而有的日本古装电影的传统技术,经过长年修炼而获得十足的功夫后才表现出来。犹如单口相声的名家,年轻时虽不怎么样,但功夫与年俱增后突然显出味道来一般。尤其是说书的能手属于这一类型的很多,因为说书本身必须把它的通俗性,以彻底的修炼贯通后,达到通俗之上的境界才能产生意义的缘故。这其中,徒弟修业式的生活方法,具有莫大的意义。

虽然如此,这也并不一定是低学历者决胜负的关键。

高等小学毕业的新藤兼人看了山中贞雄的《监狱的一生》一片,立志想做电影导演,但没有办法以副导的身份进片场。因此在一九三四年,进入专拍B级片的新兴影片公司,当冲印厂的洗片工而开始他的电影修业。然后一面工作,一面写剧本,结果参加一家电影杂志社的剧本征选而获选,便转入剧本部门。但还没有成为一流的编剧之前,由于过去曾经学过绘画,也当过美术指导,就这样经常从一家片厂转到另一家片厂。直至战后,突然变成了一流而卖钱的编剧,进而兴办独立制片公司,终于在一九五一年当了导演。

新藤兼人可说是从基层的学徒干起,他在片场长年吸取现场经验,彻底地把通俗的电影排制法领回后,才成为一流的人才。但他并不想变成一个匠气十足的作家,所以当他有了实力而在电影界获得相当的地位后,以其名气作为资本创立了制片公司,终于确保了想拍什么就拍什么的自由。因此,他一方面不断地编写大众电影的剧本,另一方面也为自己执导的作品,不改变特有的野心性、前卫性、探求性的姿势。虽以探求庶民生活的写实性为主轴,但也不惧观念性、形而上学的内容存在,而对于只卖弄巨匠的倾向,表示漠不关心。由于从基层干起的缘故,他的人生观与社会观,反而把这种前卫性作风发挥在小企业经营打算盘的慎重性上。

新藤兼人
新藤兼人

在战后新制大学尚未创立之前,日本的电影公司将旧制高等学校与专门学校的肄业者看成高等学历者,所以,当黑泽明进入PCL时,从旧制新泻高中退学的关川秀雄也一起被录取。战后的一九四八年,松竹公司征召副导人才时,录取了旧制弘前高校毕业的铃木清顺,以及从岩手医学专门学校中途退学的松山善三。但从此以后,非大学毕业者就无法报考副导的征募考试。除非在大公司以外的地方已取得导演的名义,否则很难有例外。羽仁进从自由学园毕业后,年仅十九岁就当了新闻记者,然后参与纪录影片公司的创立,而在二十四岁那一年,未经副导的经验就当了短篇纪录片的导演。数年后名声大噪,于一九六〇年三十六岁时,为自己的纪录片公司企划并演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纪录片《不良少年》。

在一九三六年,以专拍成人电影的小公司导演而发表处女作的若松孝二是高农肄业生,他是做过电视影片的制作助理后才当导演的。过去在大电影公司垄断全国戏院时期,小独立制作公司的新导演所拍的影片,根本就没有机会上映。电影界的学历体制,由于企业力量的大幅衰退,先从小企业方面崩溃。另外,也由于电视影片之需要多数低薪资而能多做事的承包制片公司,也加强了这个倾向。

电影界景气最好的一九五〇年代,正是采用一流大学出身者为副导演最多的时代。增村保造、今村昌平、大岛渚、吉田喜重、山田洋次、浦山桐郎等都是秀才型的人才,在这个时期当副导,而支撑了六〇年代以后的日本电影。不可讳言的,只要注意这些人的奋斗情形,我们不得不承认,有高学历的秀才,同时也具有一流的实力,除了若松孝二这种例外,跟他同时代的低学历者几乎没有拍制剧情片的例子可循,那么,我们也不得不说还是高学历的秀才方能拍出好片子来,但是事实是不是如此?

电影界景气最好的时代,也有很多低学历者憧憬当电影导演,但对他们而言,片厂大门是禁闭着的。

好在有别的方法让这些年轻人很快就能实现当导演的梦想。漫画家手冢治虫钻研狄斯耐电影后,开发了具有电影一般技巧的剧情卡通片。促使喜爱电影而画得一手好画的年轻人就想拟定电影的演出计划一般地模仿卡通影片。其中有才能者,早在十几岁就可把它当成职业,尤其是在战败混乱时期里,中小学毕业就可变成专家。在高校时代就被认为有才华的人,更是来不及上大学就把它变成他们的专业。这些人变成了一九六〇年代以后剧情卡通片的栋梁。

白土三平、黄杨义春、永岛慎二、赤冢不二、林静一等,都是中小学毕业后就走入社会而成为一流的漫画家。

他们大概是在少年时代就喜爱漫画,但当时如果没有手冢治虫的卡通旋风,或者电影界不问录取副导的学历,他们可能都进入片厂,而变成像沟口健二、成濑巳喜男、新藤兼人一般的巨匠了。电影界虽然由于高学历化而获得了几位秀才型的杰出人才,但同时也丧失了几位非秀才型的杰出人才。这种得失无法立即做一个比较,正如他们在市井里继续不断地一笔一笔画着漫画一样,也可以假定能在片场内延伸他们的才能。但是六〇年代以后支撑剧情卡通片的漫画家,事实上有不少人承认自己想当电影导演。

如上述,从电影界这个有限的场所中举例,我们可以说学历与实力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当然,我们无法衡量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将来所能发挥出来的才能如何,因此,当我们面临众多副导应征者中究竟要录取哪一个时,只能说选择学历高的,对将来的才能发挥有较高的保险率。但严格而言,这也只是一种假设,倘若事实上有某种程度的可能性,也只不过是程度的问题而已。

虽然如此,当公司组织愈行扩大时,可能把这种假设看成事实,而把程度问题绝对化,结果夺去了低学历者尝试才能的机会。更进一步地,当我们无法发现低学历者而能展示才能的人时,在社会上产生低学历者根本没有这种能力的错觉,即使不到这个地步,至少会让大家以为拿低学历者的能力来当赌注,危险性必然很大,甚至认定给他们举办应征考试是一件浪费金钱的事。由此,学历差别就变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概念。

电影界在社会全体中,比较强烈地要求实力主义,尤其是在不同体制而稳定的社会里,上述的倾向则发生得更早而更坚固。因此像电影界这样,除非不发生戏剧性的产业衰退与下克上的现象,这种倾向只有愈形强化,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也因为如此,日本社会确实丧失了一些东西。


文|佐藤忠男